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文明中,儒家文化源远流长,占据着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地位,对中华民族的政治、经济、道德、宗教以至思想观念、思维方式、生活习惯、民族风俗等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历史影响,乃至今天仍旧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很多人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,对人们的现实生活依旧产生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力。
游览今天的桂林灵川县北边九屋镇东北方向留存的一处明清古民居——江头洲村的遗风遗迹、民风古训,不难看出其受儒家文化影响的深远。江头洲村自明清以来,全村出仕200多人。其中有一家数代多人入仕,故有“父子进士”、“父子庶吉士”、“父子翰林”和“一门两进士”、“三代庶吉士”、“四代都翰林”、“五代五知县”等现象。在全国各地为官的人数也颇多,其中五品以上高官37人,内含一品4人、二品5人、三品2人、四品8人、五品18人、六品14人、七品36人。所任官职有代办两江总督,布政使,按察使,翰林,部主事,卫千总,通判,翰林院检讨、编修,道员,知府,同知,知州,知县等,任职地方遍布全国各省。清朝设吏、户、礼、兵、刑、工六部,江头洲村的周氏族人就担任过吏、户、礼、刑四部的主事和兵部的卫干总。出仕者中政绩显著的40余人,具有鸿篇论著者20余人,专著共24部32卷。
根据国务院公布该民居为“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”材料显示,该村拥有广西古村落中“历史文化遗迹数量第一、房宇建筑工艺第一、镂花种类第一、名人数量第一、数代为官同职第一、清官数量第一”等多种盛誉。也是目前广西保存最为完好、文化底蕴最为深厚的古村落之一,曾被誉为“中南第一村”和桂林“第一才子村、清官村”。
综观灵川江头洲村这一奇特的历史文化现象,以及600余年所走过的风雨历程和历史轨迹,其实这些特殊的历史现象和与众不同的人文景观,或许在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中能够找到更多的答案。归纳起来,可以从这几个方面去追溯它的历史渊源:
以“仁”为中心的道德体系的建立
受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致深,所以周氏家族迁入江头洲村之后,就一直秉承其先祖周敦颐创建的理学精髓——爱莲文化。
周氏家族的文化精髓,概括起来就是“真诚、和谐、积德、行善、奉献”,与传统的儒家思想和中华文化精髓是相吻合的。其家训内容中的“真诚”指的是周氏族人要有真实诚恳的态度,对人要有真心诚意的心意,处事要有真切诚实的作风,行为要有真情诚笃的感情,做人要有真挚诚朴的品格;“和谐”即是处世待人要有温和敦厚的品格,敬贤举能,仁者爱人,恭敬礼让,对人亲热仁厚,平心静气,推陈相见,不亲疏远,不拉帮结派,不损人利己,要有悯难济贫的精神;“积德”就是为人要讲德行,要有优良的德风、德泽深厚,恩德及人,德行文明,德操端正,爱人以德,要做“积德之家”;“行善”乃是做善事,做好事,要与人为善,要有善良之心,善举之情,施善意之事,一辈子做慈善之人;“奉献”则是指人悉心竭力对事业、对社会或对国家尽自己的职责和义务,做出成绩,做出贡献,还要有无私无畏、一尘不染、廉洁奉公和以身殉职的精神。爱莲文化被周氏子弟奉为圭臬,用以指导自己的行为意识,并作为规范自己立身处世的标杆。正是受这些严格、高尚的家风、古训染濡的原故,江头洲村的周姓后人世代承袭其祖先周敦颐的理学文化,洁身自好,崇尚儒学,热衷科举,为官者大多勤政爱民,清廉秉正。
以“义”为中心的价值观念的培养
据灵川江头洲村的历史记载,从明朝嘉靖年代开始,周氏后代就热衷科举,五六岁起便勤奋读书。在学习文化的同时十分重视道德品行的修养。周氏家族把祭祀祖先的爱莲祠办成本村“勉教实行”、培育人才的中心。在这里先后举办过爱莲读书院、保粹学校、进化学校、蒙正国民基础小学等,培养出各种适宜社会的人才。爱莲家祠里的“先代贻谋由德泽,后人继述在书香”等对联及“心诚功就,水滴石穿”等警句,潜移默化地染濡着一代代周家后人的心灵。此外,江头洲村还特别注重通过外请名师授课、推送学子外出深造、教学互访、与名士联姻等方式,促进家族子弟与外界的思想、文化、人才的交流。
周氏后人在良好的传统家族学识氛围和道德品格的影响下,即使在各地为官时也不忘注重地方的文化教育和人们的品格修养。所以,本家族的周履泰在常山任职时,就曾创建试院,倡修学宫,勤于教士,亲教诲之。还兴办了“义塾”(即“义学”),使平民百姓的孩子也能得到上学。周绍刘,任诸暨知县,也严谨治学,任聘丰知博学志士办教育,设书院,办义学,讲经论,使诸暨学风大兴,声誉大震。江头洲村数百年间其他在全国各地为官者也无不尊师重教,他们建学堂,兴教化,为当地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
以“中庸”为中心的处世之道
江头洲的周氏后人也正是坚持了“规行矩步,奉莲指教”和“族规治家,施行笞罚”的族规原则,各朝各代为官者大多以奖罚分明而著称。如周启稷,是周履谦之子。他在职期间,因通晓事理,曾多次立功受彰,赏戴花翎。因经明行修,功名盖世,擢直隶冀州知州。他为人厚道,关心民疾,体察民情,一身正气,剖案明晰,不徇情面,断案如铁,执法如山。一生两袖清风,吏畏民怀,百姓称他“秉性刚介,事上不屈,遇士若师弟,保民如赤子,弓耳盗卫良,莅邑未几,民间夜不闭户”,所以被广大民众称为“清官”。
在周氏家族中,对功名成就、政绩显著和品行高尚者,通过树碑、挂匾、立传等方式加以表彰和激励。据史籍记载,曾建有风雨亭,陈列周氏族人在各地任职的挂匾、诰封的挂匾和功绩牌匾就有300多块。还在村头树立石碑,记叙周氏族人科举成名的项目和名次。每凡中举者,全体族人敲钟击鼓、设宴庆贺。这对激励周氏子弟励志进取作用很大。对那些违规犯错、有劣迹丑行的周家子弟和离经叛道者,则责令其到村西的五雷庙跪拜,直至洗心革面,改邪归正。
“求是务实”的处事态度
在周氏家族30多名有代表性的清官当中,无不是勤政廉洁、求是务实的典范。在全国各地都留下了感人的事迹。其中最有代表的是周履谦,他高风亮节,廉正爱民,常以“贪一文绝子灭孙,冤百姓男盗女娼”自律。他举人出身,在四川梁山、盐源、黔江、罗江等县任知县、简州知州、顺天府同知时,积极推行“灰土粪田法”,传播农业技能,大力减轻农民税役。他殁于四川梁山任所时,内无余帛,外无赢财,当地百姓感其恩德,自筹旅资,不远万里,将其灵柩从四川送回广西老家安葬。罗江百姓还为其立祠塑像,有楹联如是云:“官民鱼水情深,功德永传青史”,横批“廉政爱民”。至今在四川梁山一带还留下去思碑30多处。
进士、庶吉士出身的周启运,在河南淇县、祥符县、商丘县任知县时,创办乡学,恢复书院,亲自授课,编纂志书;整治河道,消除水患;妥善处理前任积案千余起,被民众颂为“神君”。钦差大臣林则徐微服私访河南时,赞其为“循良第一”。他告老还乡后,还兴建了“大官桥”、“九屋周氏义渡”,将“盘古庙重修”,至今受到群众的称颂。
“青史留名”的人生追求
做官讲求“为官一任,造福一方”。为学崇尚文章不朽,经商看重造福桑梓,这种青史留名的人生追求,一方面激励人们在有限的生命历程之内积极拼搏进取,建功立业;另一方面,也督促人们时刻注意修养品德,注意形象塑造,是有利于促进社会进步与繁荣的。
江头洲村的周氏后人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成员,同样继承了青史留名的美好传统,所以为官者大多廉洁自好、生活简朴、爱护百姓,实实在在地为百姓办实事、谋福利,深受百姓爱戴。例如周履泰在任知县时,开办书院,以经术课士,恤狱慎刑,士无私谒,民不认欺。他还革俗陋规,除暴安良,表彰前哲,葺纂邑志。受到浙江巡抚颜星槎赞扬,“周令非百里才也”。由于他品行高尚,功德无量,光禄大夫、太子太保、体仕阁大学士蒋攸銛也称赞他“爱民之士”。
江头洲的周姓后人在长达600余年的人生旅程中,所表现出的“父子进士”、“父子庶吉士”、“父子翰林”和“一门两进士”、“三代庶吉士”、“四代都翰林”、“五代五知县”等现象,能够在长达百余年的历史中一个家庭能连续多代为官,以自己的品行在史册上写就了廉政爱民,为民谋利、公正严明、不畏强权的光辉形象,留给后人以丰富的廉政文化和精神粮食。他们坚毅忠诚、公正严明、富贵不淫、贫贱不移、威武不屈,获得了各朝各代民众的敬仰。这的确是中国历史上的为官奇迹。
以史为鉴,以人为镜。在当今经济腾飞,国力快速发展,人民安居乐业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的大好形势的背景下,教育全体党员,特别是党员高级干部、手握重权的干部,更应该学习先贤们廉政、勤政、爱民、惠民的崇高风范。在欣赏这一独特历史文化的同时,能潜移默化地接受廉政思想教育,受到廉政文化的熏陶,在润物之声中获得做人、处事、为官的启迪。提升思想境界,促进廉洁自律。一句话概言之,就是“清廉、勤政乃长久为官之道。(灵川县纪委监委 整理自《百年清官村》)